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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投资者的悲催遭遇:投了7个私募产品,5个爆仓2个没到期

2019-03-22 07:04:16 21世纪经济报道

  一位多次“踩雷”投资者的悲催遭遇:投了7个私募产品,5个爆仓2个没到期

  本报记者 方海平 上海报道

  导读

  叶琳于2017年从理财师处购买了不同地区、不同公司发行的7个私募理财产品,截至目前,除了两个尚未到期的,其余5个产品全部爆仓。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上海见到投资者叶琳(化名)时,她看上去气质素雅但略显憔悴,“本来一切都还可以,去年初送孩子去美国留学了。这几个月以来变化太大,现在几乎濒临破产了。”

  叶琳在某国企工作已20余年,多年的积累和投资,家境颇为殷实,但近年来却因为投资不顺,在家庭未发生大的变故的情况下出现了反转。叶琳对记者介绍,她于2017年从理财师处购买了不同地区、不同公司发行的7个私募理财产品,截至目前,除了两个尚未到期的,其余5个产品全部爆仓。

  叶琳所遭遇的“爆仓”情形均是,在产品到期之前还处在兑付利息的阶段就发生利息兑付问题,更遑论本金兑付。

  叶琳投资的这7个私募理财产品中,仅有两个是同一家基金公司发行的,其余虽然产品形式、期限等要素大同小异,但相互之间并无关联,“从我的情况来看,这种爆仓的概率也太大了些。”

  劣质融资主体的“安全”产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了这7个理财产品的相关材料,涉及到的6个管理人均是私募基金公司,其中江苏两家、上海三家、北京一家,产品形式均是类固收的资管计划,产品收益率在8.5%-11%之间。叶琳在每个产品中投资的金额约在200万-300万,总计投资了1000多万。

  资金所投的项目分布在全国各地,包括云南、廊坊、武汉等地,项目多为地产相关的开发或运营项目,包括惠民工程棚改建设等,体现在文件中的募集投资范围则是“用于受让某某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比如上海欣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产品“惠民一号应收账款契约型私募基金”,投资范围是“用于受让武定农商置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武定工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资金用途是“投资于武定君晟市场的项目建设(一 分 彩 开 奖结 果支持的棚改惠民工程)”。

  再比如,江苏尚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产品“滇政3号基建私募投资基金”,融资方是广东中外建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用于受让“安宁县(街)至八(街)一级公路工程形成的应收账款”。

  另外,这些产品均列出了5个以上的还款来源或风控保障,比如上海的珠海横琴澜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上海双创产业园私募投资基金”,投资于上海浦东新区“禹华园”区项目基建升级改造,列出的风控保障包括资产抵押、国企担保、一 分 彩平 台权过户、政策支持以及区位优势等。

  叶琳对记者说,2017年之所以把资金全部都投向这类私募理财产品,并不是图高收益,一两年期限的资金收益都在10%以内,并不算高,主要看重安全和简单,因为当时理财师推荐过来的,大都附带有地方政府的担保函等文件。

  没想到投资变成了要债。叶琳此番来上海,即是前往管理所投产品的基金公司,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基金公司管理人对她表示,产品虽然延期但正在处置,而且项目较优质,很多资金想要接盘。

  “我觉得这个项目在上海,还有上海的国资公司担保,地理位置很好,应该没问题。”她如此认为。

  更棘手的是另外几个项目在云南、武汉等地的产品,部分虽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但几乎陷入僵局,有的基金公司人去楼空,融资人被捕,资产所剩无几,除了涉及她所投的产品,还有其他各种欠债。而当初投资时让她安心的那些担保文件,要么不予承认,要么被定性为伪造。

  去年底以来,这些产品陆续曝出问题后,叶琳详细查看了产品的相关信息,发现其中好几个融资人都是资质极差的主体,工商信息中有多条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内容。

  销售层层转包成本畸高

  如果说这么大概率的投资爆仓并不正常,背后一定有着某种关联性和必然性,或许有一点线索可供反思,即叶琳投资的这些产品均由第三方理财师推荐,“一个恒天公司的理财师,当时特别热情,源源不断地发各种材料过来。”

  但是理财师主推力度最大的那些产品,并不是第三方财富公司自己发行的,而是叶琳不太了解的私募基金公司的产品,“他们从这些产品里拿到的提成更多。我的产品爆仓后,再去找这个理财师,他已经从恒天离职了。”

  理财师一旦“甩手”,投资者才发现自己与所投的产品失去了联系,投资时并未接触过理财师以外的相关人员,也不曾接收到私募基金公司任何形式的回访。在后期的追偿过程中,叶琳逐渐了解到,这些私募基金公司产品一旦成立,均是外包给第三方公司进行销售,销售公司再进行层层分包,有的产品中间甚至有七八道转包程序,每一层都要经过一轮提成,也就意味着融资人提供的成本要多出一部分。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也接触了叶琳所投产品的多家管理人,位于上海的一家基金公司管理人坦承,其产品是经过层层外包销售出去的,并且公司自己并不掌握客户的详细信息,尤其是联系方式,“这些销售人员报给我们的客户联系方式,很多都是被他们涂改过的。”

  他并未透露向直接销售合作方支付的销售费用是多少,但记者从其他渠道了解到,此类的产品通常给出20%-40%的成本。

  除了寄希望于项目本身的顺利处置,后期产品如何完成兑付,叶琳想不到其他更有效的渠道追回自己的本金;找律师起诉,本身需要较大的成本,而且此类案件到最后即使胜诉,执行效果也微乎其微。

(编辑:熊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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